当前，随着多特异性抗体药物和多靶点小分子药物陆续进入临床并披露数据，医药行业正掀起一场以“多靶点”为核心的研发浪潮。面对这一趋势，有两个问题不禁令人深思：

• 当双抗乃至多靶点药物已逐步进入临床后期，企业此时才计划布局相同机制或相似靶点组合的药物，是否仍有机会？

• 若一位患者面对同一适应症的两个临床试验，其一为双靶点药物，另一为三靶点药物，他将如何做出选择？
  

答案显而易见，多靶点药物虽未必效果更优，临床数据也未必显著领先，但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它确实正在重塑企业策略与患者的选择逻辑。

更关键的是，尽管不少人对“多靶点药物”持保留态度，甚至质疑其科学价值和临床意义，但悄然布局该领域的企业却也并不少，部分企业甚至凭借“多靶点药物”这一概念成功获得多轮融资。

• 2024年12月，百利药业的四特异性抗体GNC-038的临床试验申请获NMPA默示许可，拟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

• 2025年6月，全球首个口服GLP-1四重受体激动剂NA-931于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年会亮相。
  

技术演进：

从单靶点到多靶点的跨越

传统靶向治疗遵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单一靶点模式，但癌细胞在治疗过程中往往会通过抗原下调或逃逸机制，导致单抗和免疫疗法失效。

双特异性抗体（BsAbs）的诞生打破了这一局限，一方面，其可同时靶向肿瘤抗原与T细胞表面分子（如CD3），实现精准免疫激活，尤其适用于低抗原表达的恶性肿瘤。另一方面，双抗还能同步阻断两条致癌信号通路，或同时靶向免疫检查点与肿瘤相关抗原，从而在抑制肿瘤增殖的同时解除免疫抑制，形成多维抗肿瘤机制。

图片来源：Bispecific antibodies: a mechanistic review of the pipeline.

然而，双抗仍存在局限性。例如T细胞活化不足、易耗竭，以及因肿瘤异质性导致的耐药问题。在此基础上，三抗及多靶点药物进一步升级，通过引入第三甚至第四个作用机制，例如共刺激信号（如CD19×CD3×CD28）、微环境调节或多重靶向逻辑，以增强抗肿瘤活性、降低耐药发生，显著降低复发风险。

以三抗为例，其在原有双抗基础上，额外设计了一种“条件性”激活的TsAb，只有当同时结合肿瘤细胞上共表达的两种TAA才能有效激活T细胞，而由于正常组织极少同时高表达这两种抗原，因此其既可实现对肿瘤的更高度特异性的杀伤，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健康组织的损伤。

目前来看，多靶点药物在研究层面确实具备较为显著的差异化优势，也是蛋白质工程技术的发展的最终成果。

市场动因：

企业布局多靶点药物的深层逻辑

在“四抗”药物逐步进入临床、口服多靶点GLP-1药物惊艳亮相的背景下，资本正在以实际行动支持多靶点药物研发。这一趋势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后来者面临的竞争压力和患者迫切的临床需求。

1.后来者困境

众所周知，在FIC和BIC（同类最优）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创新药研发的窗口期短暂而宝贵。一旦领先机制或组合被验证，后来者想要实现超越就将极为困难。反而言之，新靶点、新机制等源头创新也同样是一件既困难、风险又高的事。

多靶点策略——尤其是在已知靶点上进行工程创新逐步成为企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寻求差异化优势的现实路径。这一点与之前所讲的双载荷ADC的开发逻辑类似，是在现有技术框架下的折中与升级。

2.患者需求

对于一般患者而言，由于其治疗需平衡疗效、毒性、药品经济学等多方面因素，意义并不大。但对于部分标准治疗失败、无药可用的晚期或难治性疾病患者而言，其意义却相对更大，毕竟这部分患者所面临的选择匮乏，也更倾向于选择机制更新、潜力更大的多靶点药物——即使其安全性数据尚不完善。

而事实上，在疗效上做到与传统疗法具有差异化优势还只是多靶点药物实现价值的第一步，后续脱靶毒性等安全性问题的验证之后，其受众群体还将大涨。

研发格局：

多抗药物已初具雏形

目前，全球三抗药物研发仍处于早期阶段，尚无产品上市，最快项目仅进入临床Ⅱ期。布局企业既有赛诺菲、阿斯利康、辉瑞、艾伯维等MNC药企，也有国内基石药业、普米斯生物、博锐生物、嘉和生物、惠和生物等一众Biotech企业，整体上海内外研究进展差距不大，显示出中国企业在工程化抗体实现方面的敏捷与效率。

全球部分“三靶、四靶”在研管线

数据来源：药智数据（点击查看大图）

而在四靶点药物方面，不完全统计共有四款产品涉及，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管线有两款：

NA-931：作为Biomed一款极具创新性的口服小分子药物，可同步激活IGF-1R、GLP-1R、GIPR和GCGR四个靶点，既能实现高效减重，也能达到减重不减肌的额外效果。

在其一项为期13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MADII期研究（NCT06564753）中，结果显示，NA-931组受试者的体重呈明显的剂量依赖性减轻，150mg剂量组较基线降低了14.8%，与安慰剂组相比，更是降低了13.2%。

而在安全性方面，除常规消化道不良反应轻微，整个研究过程中未观察到受试者出现肌肉损失情况，解决了传统减重药物可能导致肌肉流失的难题。且药代动力学特性支持一日一次服药，不受进食限制，患者依从性高。

GNC-038：百利天恒依靠领先的创新多特异性抗体药物研发平台（GNC平台）自主研发的一款四特异性结构的“靶向免疫”抗体药物，同时也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四抗药物，可靶向CD19、CD3、PD-L1和4-1BB四个抗原的结构域。

其特殊的结构赋予了它强大的功能，不仅可以激活T细胞的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还能借助抗CD19、PD-L1结构域精准地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

图片来源：药智数据

此前，其主要应用于肿瘤领域的研究，2025年首次涉足自身免疫病领域，目前红斑狼疮和类风湿关节炎两个适应症的临床申请目前已获批。

未来：

道阻且长的“剂量配比”问题

目前来看，多抗与多靶点创新疗法确实具有一定前瞻性，其一方面具备“靶向免疫治疗+抑制逃逸”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也可借由多通路协同作用机制，达到“增效减毒”的额外效果，表现出超越传统单靶、双靶点药物的优势，提供更加全面的治疗策略。

但同时，在优势之外其疗法本身却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多抗高度刺激免疫系统可能引发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再比如多靶点药物“剂量配比”问题。

以“剂量配比”问题为例，目前多靶点药在临床上的态度仍较为谨慎，这主要是由于多靶点药物本质上可被视为“固定比例联合疗法”，而临床上更习惯动态调整联合用药的剂量与节奏。

例如，24年ASCO的CheckMate-9LA 5年随访结果（NIVO + IPI+化疗 vs 化疗5年OS率分别为18% vs 11%），例如帕博利珠单抗+化疗联合或不联合贝伐珠单抗获FDA批准治疗宫颈癌，都已然提示了“多靶点联合”早已存在治疗潜力。

而多靶点联用与多靶点药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剂量往往是相对动态，临床上可根据患者身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或调整剂量、次数，或直接停用联用方案中的部分药物。而对于多靶点药物，剂量配比已然定死，部分剂量依赖性较强的药品对于小体格患者是否合适，对于治疗情况变化较大的患者又能否灵活调整？

这无疑提示我们，多靶点药物要想发展，并非一味追求技术上的更全面的有效性满足（比如减重增肌），而是在保证有效性的同时，如何保证疗法的安全性与泛用性。

小结

综上所述，多靶点药物的崛起无疑为创新药研发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条路上既铺满机遇，也布满荆棘。

当下行业对"靶点数量"的狂热追求，本质上是对更高疗效和更低耐药性的理性渴望，但若将"多靶点"简单等同于"优效"，则可能陷入盲目堆砌靶点的误区。

未来的多靶点药物要想真正实现临床价值，必须跨越两道关键门槛：

• 一是剂量配比的个性化难题。固定比例的多靶点药物虽然提供了便利性，却牺牲了临床最需要的用药灵活性。下一代多靶点药物或许需要探索"可调节式"设计，例如通过前药技术或条件性激活机制，实现不同靶点活性的分时、分区调控。

• 二是临床价值的实质性验证。多靶点药物不能止步于机制上的炫技，而必须证明其相对于现有联合疗法的显著优势，无论是更好的疗效、更低的安全性风险，还是更优的药物经济学价值。
  

正如双抗药物经历了十余年的技术积累才迎来爆发，多靶点药物也需要更多时间来验证其临床地位。

2025年或许将是"多靶点概念"的爆发之年，但真正的价值分化才刚刚开始。只有当潮水退去时，我们才能看清哪些多靶点药物是真正的临床突破，哪些只是资本追逐下的概念泡沫。

对于中国药企而言，多靶点赛道既是一个实现弯道超车的机遇，也是一个考验创新智慧的试金石。在"靶点数量"的竞赛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巧妙的分子设计和临床开发，让多靶点药物真正成为临床需要的治疗选择，而非仅仅是投资人眼中的融资故事。

责任编辑：惜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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