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曾总结中国生物药发展的8个里程碑式节点，其中有5个与俞德超相关。由此可见俞德超在中国生物药领域的超然地位。

但俞德超却不是学生物出身的。从“经济林”专业，到“植物生物”、“分子遗传学”，他一路拐弯，终于在完成加州大学博士后研究后，踏入了医药领域。

一路拐弯，终进了“医药”的道

当时 ，他因博士后期间在贾滴虫中建立起基因表达系统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美国学术界关注，并接到了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

然而，他拒绝了。20多年后，他笑着告诉记者：“我没在美国读过书，怎么教书呢？”并坦言，没去哈佛任教，“其实是心虚。”

后来，他去了一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办的“小医药公司”（美国Calydon生物制药公司），并在两年内从实验员做到了副总裁，而且，他既管着“R”（research，研究），也管着“D”（development，开发）。“小公司一个人顶几个人用，所以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在这个公司的经历，让他获得各种经验。

再后来，这个公司被上市公司收购了，俞德超也因此赚了一点。财务自由的他开始做起了天使投资，“投了很多小项目，大部分死掉了。”

在投资的过程中，他间接听说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机会。2006年回国，开始创业。其时，他发明的全球首个抗肿瘤溶瘤免疫类药物 “安柯瑞”已经在中国上市。

未来5年4个单抗上市，价格仅进口的一半

俞德超在2011年注册了信达生物，在拿到美国富达投资集团的A轮融资后，于2012年1月1日搬进了装修好的实验室。

“当时想的只是做做抗体生物药，弄几个产品，规模也不用很大。”然而，在大洋彼岸的生物医药发展之快出乎他的意料，并带来了一波投资热潮，而后，这股热潮也席卷了中国。

随着资本与人才的聚集，信达快速发展起来。历经三轮融资，获得了国内外知名创投基金2.32亿美元的支持，信达建立起一条12个新药品种的产品链，具有全球自主知识产权的9个，生物类似药3个。目前，已成功递交8项临床试验申请、4个产品进入临床研究、2个新药品种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支持。

2015年，两次和美国礼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6个创新药的里程碑付款总金额超过33亿美元，其中首付5600万美元。

这两次合作亦被麦肯锡列为中国生物药发展的两个重要里程碑——这是国际医药巨头第一次不计成本地买下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生物药。加上安柯瑞上市与康柏西普直通美国FDA临床III期，中国生物药发展的8个里程碑中，已有5个与俞德超相关，未来还会更多。

俞德超对信达的期待也不再是“弄几个产品”那么简单，如今，他的目标是“信达能变成中国生物药领域受人尊敬的公司。”

而这个目标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信达的愿景——开发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中国老百姓现在挺可怜的，世界上的好药，比如PD-1抗体，对治疗肿瘤还是有帮助的，但大多数中国人买不着，也买不起。”他估计，信达在未来5年内将有4个单抗上市，而且价格至少比进口的要低50%。届时，他将再配套一些患者援助项目，让更多的中国人用上这些药物。

“土鳖”与“海龟”，一个都不能少

俞德超的团队中有一批人，他们曾与俞德超共事过，后来都随着他来到苏州。“有的同事把原来的房子卖了，有的小孩子刚出生，都就辞了工作跟着我来。”这些人已经成为信达的中流砥柱，“他们懂我。”

一个“懂”字，道尽俞德超与这些老部下的感情，是一种时间沉淀出来的默契。只需要俞德超讲一句话，他们就懂得如何走后面的两三步，同时，因为懂得，他们在受到委屈时候也只有理解的心态，“他们只会在最艰苦的时候，帮助我。”

随着信达的发展壮大，又渐渐地吸收了一群海归。俞德超本身也是个海归，他深知这个群体的优势与劣势：“海归眼界高、见识广、专业强、英语好，深谙国际标准。但海归最大的问题是不接地气。”他表示，自己刚回来的时候也是很不接地气的，在经历了许多事情后，才慢慢地有些改变。

俞德超认为，信达发展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和”，信达要做得与别人不一样，则“一定要把这两帮人揉在一起”。所以，他重用国内土生土长的优秀人才，同时让海归发挥优势，尤其是与礼来的合作。“礼来的尽职调查前后做了三次，没有这批海归，这肯定是不可能完成的。”

与创业者分享经验

“任何创业的人，都有一些经验教训。”谈起创业，他总结了一些经验。

选择地点：选择创业地点需要考虑当地的商业氛围，在商业意识较浓的地方往往比较有契约精神；其次，需要观察当地政府官员的作风，支持创业、法制意识强是创业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选择产品：安柯瑞作为全球首个抗肿瘤溶瘤免疫类药物，“作用机理讲起来很漂亮，从科学的角度而言非常好，但它的市场表现很一般。”而且，这种“一般”在他看来是必然的，因为其使用方法的局限（需要肿瘤内注射，必须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医生操作）。“一个好药，一定要有好的科学，但好的科学却不一定是好药。”。

选择投资人和合作伙伴：开发药物，找合适的投资合作伙伴很重要。中国有很多科学家与投资人最后散伙的案例，是因为双方的价值观存在差异。此外，投资人的眼界，也很大程度地影响着项目的未来。“眼界要一样，他看不到的东西，你逼着他看，那两个人会不愉快的。”

关于frist-in-class：这是很多做创新药的人所追求的，然而，在俞德超看来不必都去做frist-in-class，中国还没到时候。只要把产品做出特点来，一样可以值很多钱。信达与礼来合作的药物正是如此。

俞德超博士简介：中国科学院分子遗传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药物化学专业博士后，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发明并成功开发上市两个国家一类新药（安柯瑞和康柏西普）。俞博士先后被评为2013年度“国家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海归人才”、2014年度“创新中国十大年度人物”、2015年度“安永企业家”奖、2016年度“江苏省优秀企业家”。俞博士先后任职于多家美国及国内生物制药公司, 2011年8月创办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高质量的生物药。依托产品自主创新，2015年信达生物与美国礼来制药集团达成了两次总金额达33亿美元的全面战略合作，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

责任编辑：露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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