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中成药工业基本是空白，建国初期基本处于前店后厂的“小作坊”状态。到1980年，全国的中成药产值为8亿7132万元（同期化学制药总产值为51.34亿元），但中成药厂已经发展到660余家，平均每家的产值也就在130万左右，小、散、乱、差。

“要想当县长，就要办药厂”是改革开放初期十分流行的一句口号。我曾经问过一个县长为什么热衷办药厂，他很形象地说，老百姓是在砂锅里煎药，咱是放在大罐子里煮药，本质上没啥区别。办中药厂投资不大，也不需要啥技术，再没有什么行当比办中药厂简单和来钱快了。

地方办药厂、学校办药厂、医院办药厂、军队办药厂……，当时除了不许个人办药厂。到了1979年国家一看乱了套，指示卫生部会同8个部门在全国范围进行药厂整顿。到1983年4月整顿结束时，全国662个中成药厂保留了478个，关停并转了184个。30多年前，中国的中成药工业就是在这样一种既没有技术门槛，也不要科技含量的情况下起步的。“现代中药”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自己贴上严谨的科学标签，没有为自己建立起神圣的尊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办药厂的风后来非但没有遏制住，反而越刮越猛，高峰时期我国中成药厂的数量至少是1983年的4倍，产能的“体量”更不知翻了多少番。

办药厂需要文号“出生证”，因为我国中成药处方来源的资源优势（前文所述，1956年到1959年一纸号令就收集到秘方、验方多至千万）和下放至地方的新药审批权，第一次中药创新浪潮拍岸而来，势不可挡。我见过的新药审批的“临床总结报告”就400字的方格纸两页，手书，一位或几位中医描述说，他们用此药治好过许多病人，其中一个特别典型被“妙手回春”等等。据说，上世纪70和80年代初，拿到一个中药新药证书少则人民币三位数，一般在四位数，很少听说超过五位数。

一放就活，药厂多了，新药多了，问题也来了。1986年始，卫生部不得已用了10年时间“整”掉了近一半的批准文号，剩下4000多。药监局成立后在企业的“呼声”和“监帮促”理念指导下，通过“统一换发批准文号”，又恢复了一批文号。

中药创新的又一次大浪拍岸，来源于另外一种理念：我国药业的症结所在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剂不如人”。这一点恰恰迎合了企业通过变规格、改剂型来形成“独家品种”的市场需求。于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韩国人给人整容，中国人给药整型。古老的中成药被拽进改剂型的现代“整容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改”不到的。几年的功夫，一个“板蓝根”就愣生生弄出十几种剂型1200多个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