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ZHK是黑龙江一家中药厂颇有研发意识的厂长，早年间不仅与航天所搞出个宇航员防辐射的中药新药，还利用北京的科研力量拿到了“双黄连冻干粉针”的生产批件。

“老李，您是不知道啊！自从它上市，我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全国各地医院使用中的不良反应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我的腿都跑细了！”ZHK就差撩起裤角让我看了。

“那您现在可需要减肥了吧？”我逗他，他笑了。因为击鼓传花，他在大家都希望上中药注射剂的时候，把这个品种转出去了。

我理解的中药现代化包括了生产现代化、剂型现代化、质量标准现代化、新药研发现代化、新药审评现代化和药材种植现代化。这些“现代化”的坐标是西学东渐，洋为中用，即被“大批特批”的“中药西制、中药西审、中药西管”。但好像中药现代化符合朱德总司令的观点：把中药造成“西药”；也符合毛主席把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结合起来创造“新医学、新药学”的理念。不过，现在回头看，我们至少在剂型现代化上似乎走过了头。

资料显示，中成药剂型改造始于建国初期。1954年6月，天津隆顺榕药店提炼部药师田绍麟研制成功“藿香正气水”，投入批量生产，为中药增加了一个新剂型。1958年，上海姜衍泽药店对传统“宝珍膏”改以橡胶氧化锌为基质，谓之首创了中药外敷膏新剂型。老一代中医药人在改剂型的路上小心翼翼，走得很慢，生怕在“创新”中丢掉了中药的传统。但后来人的步子越迈越大，现已被逐出市场的中西药合剂和已被限入市场的大部分中药注射剂，都应当是剂型现代化战鼓下的排头兵。

曾经一度，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的制药业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剂（型）不如人”。于是把剂型现代化的“演兵场”放在了传统中药的“大田”里，把传统的丸、散、膏、丹先改成片剂、胶囊、颗粒，继而发展为肌注的水针剂和滴注的大输液，甚至是冻干粉。中药“剂型现代化”除了有一种活跃的内生机制外，还有一种外部的“政策”助推，应当属于中药现代化走得最快的“排头兵”。如果不是中药注射剂在市场的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频发，或许到今天我们也不会思考中药剂型现代化的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是市场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是科学错了，还是传统错了？我们高举着现代化的旗帜，但却让古老的中药陷入一个个悖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