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麦肯锡《Managing China’s growing oncology burden》，其作者为Tina Hou, Franck Le Deu, Yi Shao, and Jody Tia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肿瘤发病率的显着提高使癌症成为中国的高度优先事项。创新的治疗方法和更多的医疗服务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有巨大的肿瘤负担需要管理

正如中国政府的《健康中国行动计划》(2019-2030年)所强调的，癌症是中国五大高度优先疾病领域之一[1]，患者面临着巨大的健康负担和未满足的需求。在这里，每分钟就有超过五个人死于癌症。事实上，全球大约50%的胃癌、肝细胞癌和食道癌负担是在中国患者中诊断的。[2]疾病负担因晚期诊断而加重；中国约有55%的患者被诊断为三期和四期肝细胞癌，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5%和5%。[3]中国也呈现出独特的流行病学和患者特征。例如，中国61%的肺腺癌患者有一种特殊的EGFR突变，而在美国只有11%的肺腺癌患者有这种突变(图1)

图1 中国有巨大的肿瘤疾病负担需要管理

当前的最新趋势正在推动中国在肿瘤学创新方面的进步

随着发病率的增加，存在基本医疗服务的差距。例如，尽管中国每百万人中的肿瘤科医生人数已从2005年的14人增加到2018年的26人，但要达到美国的基准水平每百万人中60位肿瘤科医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5]中国的健康状况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例如，淋巴瘤的五年生存率已从2005年的44％提高到2015年的61％，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的90％以上。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疾病领域令人鼓舞的进展。在研发领域，创新疗法的开发正在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通过改善中国肿瘤学基础设施和获取环境，人们可以更公平地获得优质的医疗保健和药品，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

在中国，肿瘤治疗领域内创新的加速对于在管理中国肿瘤学负担，确保患者获得确保患者获得可及及公平的改良治疗方案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方案都是在当地环境下进行的转型生态系统塑造举措的背景下实现的。当前的最新趋势正在推动中国在肿瘤学创新方面的进步，包括出现一波专注于肿瘤治疗领域且不断提高的肿瘤学研究质量的新生物技术公司。为了在中国建立成功的肿瘤治疗业务，我们确定了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规划其业务战略时要考虑的六个关键成功因素。在概述关键趋势和在其中发生变化的医疗生态系统之后，我们介绍了这些成功因素。

（一）中国肿瘤治疗领域的创新实践

由于以下五种趋势，中国在实现肿瘤学研发目标方面的进展迅速：一波新的生物技术公司，一批专注于研发的投资组合，对免疫肿瘤学的专注，在细胞疗法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对提高研究质量的追求。

1、许多新的生物技术公司已经成立

巨大的中国肿瘤负担，国家医疗产品管理局（NMPA）支持的创新生态系统改革以及香港的资本市场对收入前公司的开放，共同为初创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近年来掀起了一股新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兴起浪潮。

尽管这些中国生物技术公司通常是通过在北美或欧洲开发的许可计划开始的，但他们有创新的抱负，并且在肿瘤学领域尤其活跃。自2017年底以来的IPO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所有上市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二专注于肿瘤领域（图2）。他们加入了已经由知名生物制药跨国公司占领的领域，这些跨国公司将中国列为研发和商业活动的主要市场。本地和跨国公司（MNC）共同塑造了独特的竞争性和创新性肿瘤业务领域的环境。

图2 中国相当多的生物技术公司都专注于肿瘤领域

2、研发项目组合集中

总体而言，跨国制药公司和本地公司都关注中国流行率很高的肿瘤类型（图3）。在中国生物制药行业正在开发的393个项目中，有60％关注的是癌症类型，其代表了发病率排名前五的癌症：肺癌，结肠直肠癌，胃癌，肝癌和乳腺癌。[6]

图3 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通常都专注于高患病率或已证明治疗成功的肿瘤类型

另外，治疗成功的相关的肿瘤类型仍然是制药公司的优先选择的领域。例如，本土生物制药公司正在开发的项目中有84（21％），在跨国公司开发的项目中有19（5％）用于淋巴瘤，淋巴瘤是仅次于肺癌的中国第二大最常见的靶向肿瘤类型，尽管发病率在全球排名第十。

就临床发展阶段的靶标数量而言，中国的创新水平落后于美国。目前，美国的临床试验涵盖了550个靶标，而中国只有160个。美国的市场的聚集程度也比中国的市场少。例如，在美国，有70％的临床项目集中在目标的前30％上，而在中国，有70％的临床项目集中在目标的前21％上（图表4）。

图4 中国的临床试验比美国的试验更集中于主要靶标

考虑到针对特定癌症类型和药物靶点的高度集中的研发空间，加快上市速度和差异化战略对于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在竞争激烈的中国肿瘤治疗市场上取胜至关重要。

3、越来越多的试验应用免疫肿瘤学

近年来，中国的免疫肿瘤学试验数量迅速增加。2015年，仅启动了四项免疫肿瘤试验，占当年中国新试验总数的3％。临床试验的数量在2018年和2019年再次增加到100多个，结果是免疫肿瘤学占了这两年在中国发起的肿瘤学试验的四分之一。更多的本地生物技术公司通过自身开发的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正在扩大其免疫肿瘤学产品组合。在美国，排名前五的PD-（L）1药物组合试验中有57％在伙伴关系下推进（图表5）。相比之下，在中国，许多本地公司仍然主要依靠内部项目。例如，一家公司拥有40多项免疫肿瘤联合试验，这些试验是100％自行开发的，没有合作伙伴参与。展望未来，对于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而言，在内部项目之外探索免疫肿瘤学组合的外部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以便它们可以加快开发并扩大适应症覆盖范围。

图5 本土生物技术公司正在通过自身开发的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来扩展其免疫肿瘤治疗产品组合

4、中国是细胞疗法的全球领导者

中国在细胞疗法临床试验中活跃度很高，并且正在成为全球领导者。在中国，细胞疗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术界和医院发起的项目的推动：在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的12个月中发起的84项CAR-T试验中，[7]有89％属于这一领域（图表6）。像肿瘤免疫一样，细胞疗法将成为竞争激烈的市场。高质量的制造能力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方案将是细胞疗法在中国取得商业成功的重要要求。

图6 在中国，学术界/医院赞助的计划贡献了一半的CAR T细胞疗法试验，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药物注册

5、研究质量正在提高

尽管中国的主要研究人员（PIs）在全球仍然代表性不足，但中国肿瘤研究质量的提高已获得认可。在前五名期刊上发表的中国PI肿瘤文章数量以每年24％的速度增长，从2015年的20篇增至2019年的47篇。[8]中国PI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会议上进行口头报告的次数也有所增加，人数从2015年的1个增加到2019年的6个。但是，中国的PI仍仅占ASCO会议所有发言人的2％。[9]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应加强与中国PI的接触，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领导全球计划和创新研究。

（二）生态系统的转型塑造将改善中国的肿瘤治疗

尽管患者获得优质护理的机会正在改善，但基本差距仍然存在。三个主要障碍是晚期诊断，较低的生物标志物检测率和不同的治疗质量。

在中国，大多数患者仍被诊断为疾病晚期（III或IV期），早期筛查的机会有限。例如，非小细胞肺癌的最新诊断率高达80％。[10]地方政府和制药公司正在研究某些癌症的早期筛查计划。上海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已将早期诊断率提高到53％（在所有诊断出的患者中），比前几年提高了四倍。

癌症生物标志物已经提高了肿瘤治疗的成功率，但是在中国不同医院级别，癌症生物标志物测试的采用率存在差异。专家告诉我们，在前500名医院中，EGFR和HER2等关键生物标志物的检测率可以达到80％至95％。但是，由于高昂的成本和有限的可用性，下一代测序测试的比率仅为15％。不同的医院类别的治疗容量，能力和标准也有所不同，而可用的治疗选择数量激增使情况变得复杂。

癌症护理生态系统正在不断发展，以支持改善患者的可及性。多家利益相关者，包括制药公司，医院，诊断和影像公司以及直接面向患者（DTP）的药店，已经大规模建立了癌症护理“ Ecosystem 1.0”。卓越中心（CoE）是这些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输出的一个示例。这些中心旨在通过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例如咨询，实验室测试和成像，病理检查和治疗）来改善患者的预后。

展望未来，包括人工智能（AI）和数字公司，现实证据数据集成商以及私人保险公司在内的更多利益相关者正在联手打造更高级的“ Ecosystem 2.0”。这个新的Ecosystem 2.0的核心是数据和分析的使用。例如，在医学成像中使用AI有望有助于不同癌症的诊断和风险分层的临床决策，这可以帮助改善疾病的（早期）诊断，尤其是在下级医院。[11]与AI解决方案相关肺结节和黑色素瘤的诊断很可能是第一波或第二波创新，这些创新将在中国获得III类医疗设备证书。

政策的东风推动了对中国真实世界证据的关注。例如，根据中国产生的真实证据，2019年Avastin的适应症已扩大到非小细胞肺癌。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制定监管框架，以指导本土真实世界证据的发展，并于2020年1月发布了第一份指示性指南。尽管挑战仍然存在，包括因电子病历系统零散而导致的数据质量欠佳以及缺乏数据标准，但预计在药品价值链中将出现更多实际证据。

此外，私营医疗保险公司通过向大众提供负担得起的保险产品，积极塑造癌症护理生态系统。例如，WeSure通过微信平台提供每月六元的肿瘤保险；在首次诊断后的三年内，它涵盖了所有市面上的抗肿瘤药物，上限为300万元人民币。商业健康保险（CHI）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有望在改善患者对肿瘤药物的获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癌症护理生态系统规模的扩大，预计癌症患者将享有更好的便利性和可及性，以及更好的治疗效果。

（三）在中国建立成功的肿瘤业务的六大关键要素

对于旨在在中国建立成功的肿瘤业务的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以下六个关键的成功因素：

（1）打造差异化的尖端项目组合

探索围绕患者亚组，分子作用机制和创新方式的差异化机会，以实现卓越的临床收益。超越传统的小分子和生物制剂的创新浪潮在肿瘤学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例如多价抗体，包括CAR-T,TCR-T,TIL等细胞疗法，[12]基于核苷酸的疗法和基于微生物的疗法（例如溶瘤病毒）。关键措施包括系统地评估现有投资组合并确定新的差异化机会，以避免仅遵循市场趋势以及领先企业的策略。在评估这些新技术平台时，应考虑市场吸引力，科学技术的成熟度和创新性以及公司的内部能力和未来抱负。

（2）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组合疗法

利用外部伙伴关系进行内部项目以外的组合，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核心项目的价值并优化内部资源分配。同样对于肿瘤免疫项目也尤其如此。除了在项目层面上的协同效应外，在于合作伙伴的战略契合度也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包括发展和商业能力以及文化规范的统一，以确保成功进行联盟管理。

（3）与主要意见领袖（KOL）加强本地互动

在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与中国PI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变得越来越重要。参与方法应适合每个KOL的需求。典型的计划包括在全球临床试验中扮演领导作用或共同领导角色，以增强KOL的全球影响力，以及通过诸如生物标志物研究之类的转化研究等计划，在创新的更早阶段开展工作的机会。

（4）执行，执行和执行-将时间推向第一优先级

通过优化试验设计和创新，加速患者招募以及进行试验场所能力规划，找到机会并采取能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开发进度的举措。尽管仍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新技术的引入，出现了针对患者招募和试验设计的创新解决方案。例如，由于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缺乏完善的数据库，招募癌症患者是许多制药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领先的本地数据集成商正在利用自己的数据库和专有的AI算法来确定最适合招募的患者，从而改善患者招募流程。在中国，可以进一步利用真实世界的数据来降低招聘成本，同时确保试验质量。

（5）寻求所有健康途径以覆盖中国的14亿人口

除了NRDL（国家报销药物清单）之外，还应探索商业健康保险（CHI）和患者助手计划（PAP），以获得更全面的可及计划。无论采用哪种访问计划，卫生经济学都将变得更加重要。制药公司还应考虑制定一个综合的证据生成计划，并探索与PI和数据管理公司的早期合作。

（6）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并引领生态系统建设

中国的肿瘤治疗市场很大，但还不发达。制药公司有机会加深与更广泛的Ecosystem 2.0利益相关者（例如AI和数字公司以及医疗数据集成商）的合作关系，从而在中国塑造肿瘤生态系统和领先的业务模式创新。许多制药公司已开始与本地数据公司合作，开展从市场洞察力生成，患者招募到前瞻性研究开发的任务。存在新的领域和机遇，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领导者的制药公司将能够更好地满足中国的肿瘤治疗的需求，并确保长期的韧性和成功。

总结

中国的癌症负担不可低估。随着发病率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可及性和治疗方面将继续面临众多挑战。创新对于控制这种疾病至关重要，最近的趋势表明，有望帮助中国加快研发的步伐。中国还把重点放在其癌症护理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上，在改善患者预后以及更公平地获得优质医疗保健和药物方面正在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对于在中国开展肿瘤治疗业务的公司而言，市场仍然不成熟，成功与否取决于正确的合作伙伴关系，本地参与度和加快上市时间。

参考资料

[1] Together with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chronic respiratory diseases, diabetes, infectious and endemic diseases.

[2] Global Cancer Observatory, China Cancer Registry annual report, gco.iarc.fr.

[3] J.-H. Zhong et al., “Tumor stage and primary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t a large tertiary hospital in China: A real-world study,” Oncotarget, Volume 8, Number 11, March 2017, pp. 18, 296–302; Kudo, Masatoshi et al. “Liver Cancer Working Group report,” Japa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Volume 40, Supplement 1, September 2010, pp. i19–i27; E. Fassio et al., “Etiology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Latin America: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international study,” Annals of Hepatology, Volume 9, Issue 1, January–March 2010, pp. 63–69.

[4] Rui Wang et al. “Analysis of major known driver mutations and prognosis in resected adeno-squamous lung carcinomas,”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Volume 9, Number 6, June 2014, pp. 760–68; T.-Y. D. Cheng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y of lung cancer: Latest trends, disparities, and tumor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Volume 11, Number 10, October 2016, pp. 1653–71

[5] Xiaowei Ma et al., China Healthcare Statistics Yearbook,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ress, 2019

[6] As of May 15, 2020. Double-counting is possible, given that some cases could be in clinical trial for several indications.

[7] Trials of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s.

[8] The journals are Cell, Lancet, Natur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9]  ASCO; PubMed; Scimago Institutions Rankings.

[10] Shan Shan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vival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primary malignancies,” PLoS One, Volume 12, Number 9, September 2017.

[11] In China, hospitals are categorized into Class III, Class II, and Class I based on a set of defined metrics, with Class III being the largest and most   advanced ones.

[12]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 T-cells, T-cell receptor (TCR)-engineered T cells,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

责任编辑：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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