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毕聊中药那点事儿——“现代中药”:在悖论中长大的民族之子

导读:“现代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儿子”,因为它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发端于50年代后,速成在80年代后。作为一个目睹其成长历程的“过来人”,我经常会陷入“现代中药”的各种悖论中,百思不解,内心纠结。


“现代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儿子”,因为它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发端于50年代后,速成在80年代后。作为一个目睹其成长历程的“过来人”,我经常会陷入“现代中药”的各种悖论中,百思不解,内心纠结。


首先,100%的中药新药必须通过设立在中医院的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按照中药临床试验的标准验证后才能获批上市;而上市后中药80%的销量是在西医院形成的。


换言之,“现代中药”出生在中医院,成长在西医院。再换言之,“这孩子”是按“君、臣、佐、使”的方解理论,“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气病因,“阴阳气血失调”的病机和“阴阳、虚实、表里、寒热”八纲辨证的中医理论孕育、出生的,却是在动辄通过各种仪器检测的“金标准”和专家共识、临床路径、用药指南、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的西医氛围下长大的。


“为什么您这样的中医大师很少使用中成药呢?”我求教过几十位主任级别的中医。最后得出的答案是,中医“高手”的功力就在于因人(患者)而异和因时(病情阶段)而异的辩证施治,“妙手回春”之术就体现在辨证基础上运用经典方和经验方的加减化裁上。换言之,一个不会开方剂只会开成药的中医一定是个“伪中医”,而使用方剂和成药的百分比,是判断一个中医医术高低的“可量化”标准。


“我的方剂占比一般要在90%以上”。一位中医妇科的主任对我说。


“哦!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想当个中医主任医师,至少要把‘方成比’达到8:2或更高?”我临时创造了一个词“方成比”来表达中医在方剂和成药的用药比例。


“哈哈!您说呢?”她把“球”踢回给我。


我说?我该说啥呢?如果要我说既然“现代中药”是“洋装虽已穿在身,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而药的价值就在于治病,是不是不必非强调用什么理论指导、在什么地方去验证疗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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